知识分子的第一品格应该是“坚守良知”和“说真话”。毛时代的中国，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什么马屁都敢拍，就是不敢“坚守良知”；什么肉麻的话都敢说，就是不敢“说真话”。
1965年2月，《光明日报》登出毛的《清平乐· 蒋桂战争》，郭沫若即撰文大拍马屁：
“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为诗词的‘顶峰’；主席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是书法中的‘顶峰 ’。”
郭沫若甘当神权时代的弄臣却总是讨好不得好。1967年6月郭沫若诗颂江青，得到的不是江青‘钦赐’他什么‘御物’，而是1974年1月25日江青一伙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点名批判，两次叫82岁的郭沫若低头站起来接受他们的羞辱。罪名是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对秦始皇的一分为二：统一中国是功，焚书坑儒是罪。力倡“一分为二”的毛泽东以秦始皇自居，当然容不得对秦始皇的一分为二。“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业要商量。”要郭沫若为几十年前的观点付出代价。
不仅如此，郭的两个爱子也成为他极力颂扬的“伟光正体制”的牺牲品。
郭的三儿子郭民英，因在中央音乐学院用自家的录音机欣赏西方音乐被人告密，毛下令“类似这样的事应该抓一抓。”郭民英被迫于1967年自杀。二儿子郭世英，因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哲学小组讨论问题，言辞被人抓住把柄，经人告密后被捕。
“1968年4月 19日，郭氏夫妇得知郭世英被人绑架生死难卜。晚上郭刚好要陪周恩来参加一个宴会，于立群要郭趁便请求周恩来关心一下。尽管郭一个晚上都在周的旁边，却最终也没有开口向周提出任何要求。郭世英终于死于非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