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五个月后的1976年10月，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倒台，同一个郭沫若又写下了另一阕牌名仍为《水调歌头》的拥华应制诗。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
郭沫若是我青少年时期最敬重的国产诗人（国外是拜伦）。他早期创作的很多长诗我大多能够背下来，爱情诗《瓶》直到今天仍记忆犹新，心潮起伏时仍会不经意吟诵起开头几句：
月影儿快要圆时，
春风送来一封花信，
我便踱到那西子湖边，
汲取了清洁的湖水一瓶。
…………
就是这个我曾经无比敬重的浪漫派诗人，在后半生本应是创作的黄金时期，却沦落为只会歌功颂德趋炎附势的马屁文人。除了写些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的“应制诗”和“中华颂”外，再也创作不出能够感动心灵的任何只言片语。
是文人无行？还是“说假话体制”扭曲了知识分子的灵魂？
恐怕二者兼而有之。
本人更倾向于“说假话体制”的扭曲作用。
毛时代的知识分子并非只有郭沫若一人的灵魂被高度扭曲，而是知识阶层的一种普遍现象。那时的知识分子不是不想写郭沫若那样赤裸裸的马屁文章，而是有没有资格写的问题。如果他们拥有郭老那样的资格和影响力，相信会写出比上述三首诗更肉麻更无聊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