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的进程中，也在努力修正自己的不足，不过只是侧重于政治层面，经济上属于次要地位，政治信念就是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斗争理论，斯大林阶级斗争是秘密的、残酷的，流亡在外的托洛茨基也是激进派，他的理论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官僚的革命，成立了第四国际，有不少西方的理论家们参与其中，当时在社会主义国家看来，托洛茨基的理论是荒谬的，而实际上他正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命门，因为苏联的解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主义的泛滥，使社会发展失去了活力。在中国也存在官僚主义，毛泽东预示到了这一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能不说有其中元素，只是最后异化到了别处。
邓小平走向核心领导岗位后，强调贫困不是社会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脱贫致富，鼓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整体上带动社会的经济发展，也就是说非常时期用非常之策，矫枉过正是极端时期的一种手段，从此，在中国大地上，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了，以物质为主体的各种欲望被释放出来，能量之大令人瞠目结舌，相应取得的物质方面的成就也是令世界瞩目的。改革初期，政治上基本是在保护和促进经济的发展，利用过去遗留下的权威，一门心思发展经济确实有力，但是，进行到一定程度，也就是媒体上经常所说的深水区后，政府原有的正面力量开始不灵了，因为，市场经济自有一套运行规律，再加上社会主义和特色，确实考验人，如果去从马克思经典著作去找办法，可说是南辕北辙。此种困境带来的社会负面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过去在教科书中，我们总是能够读到官僚资本主义，概念的内涵比较模糊，现今却有真实的例子，假如我们按照传统的思维，把市场经济叫做资本主义经济，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腐败案例，就是官僚资本主义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