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作家能赋予文学以信仰的性质,把写作当做一种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道德行为,那便是一桩幸事。别尔嘉耶夫说:“作家没有停留于文学领域,他们超越了文学界限,他们进行着革新生活的探索。他们怀疑艺术的正当性,怀疑艺术所特有的作品的正当性。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带有教育的性质,作家希望成为生活的导师,致力于生活的改善。”这句话蕴含着对作家义务的诠释,作家就应该跻身于生活体验生活,就应该燃烧自己去照亮别人,帮助读者更清楚地看事物,更充实更高尚地生活。《三重门》能拥有几百万读者,能重版重印几次之多,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好作品能震撼人心,能使人心明眼亮,能让人爱不释手。    市场经济为核心的今天,“把文学与人生关联起来,把小说当做生活的‘教科书’,当做从道德情感和伦理行为方面积极地影响读者的人生哲学”的作家已经寥寥无几了,有也是风烛残年或接近残年暮景了。
在我看来,韩寒正是为了建构更完善的现行教育教育制度才写《三重门》的,这真是他能成为“80后”文学领军人物的原因所在。    我没有一点催陷廓清的意思,就韩寒本身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