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时候，蔡锷病情更加严重，蔡锷率军进入泸州，准备占领成都。梁启超特地电请在重庆的一个德国医生阿斯米赶到泸州，阿斯米采取驱梅疗法，给蔡锷注射了一针“洒尔佛散”，也就是当时德国发明不久的新药606。这跟小凤仙的故事又有什么关系呢？德国医生阿斯米所采用的驱梅疗法是传统的专门用来治疗梅毒的疗法，梅毒是种病人不便于启口的严重性病，当时中国官员嫖妓成风，染上梅毒的很常见，而蔡锷又有着已经传扬开了的跟小凤仙的风流故事，病症又跟梅毒相象，这位在中国行医的德国医生显然凭着自己对中国官员的经验，主观判断蔡锷是患了梅毒，而蔡锷也向他承认了跟小凤仙的交往，从而发生严重误诊，导致蔡锷难以挽救。当时晚了三天赶到泸州的李丕章一看蔡锷打过针后的症状，跟阿斯米发生了争论，阿斯米坚持认为蔡锷是花柳病。
606当时在德国发明不久，属于非常珍稀的药品，是那时流行于全世界的梅毒的最佳克星，毒性非常强，一当用错，后果极其严重，阿斯米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只是医术过于平庸，把中国的天才巨星给毁了。
如果只是一个阿斯米，蔡锷可能未必会死亡。当蔡锷的军舰开到上海时，本来还能行走、交谈、阅读的蔡锷已经只能躺在担架上爬不起来了。到上海后，蔡锷住进了梁启超事先联系和安排的宝隆医院。宝隆医院原名同济医院，由德国医师埃里希•宝隆于1900年创建，1909年去世后为纪念他改名为宝隆医院，当时是上海最好的医院之一。蔡锷住进去后，也许小凤仙的故事在新闻发达的上海传播得越来越广了，也许出于对医生同行声誉的狭隘维护，德国主治医生克里虽然用X光等手段查明了蔡锷的结核来源于肺，也即通常的由肺部结核而导致的喉结核，但这位克里医生却仍然坚持认为蔡锷患梅毒，虽然治疗结核，但也继续给蔡锷进行“驱梅”。这样，给没有梅毒的蔡锷治疗梅毒，蔡锷要不死也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