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不是你们外地人捐款，我自己财政拨出，就算最终款项又花到别的地方去，又如何呢——这是几乎可以揣度的地方政府心理。他们也许本来就没有预料到有人会把三年前作为危机公关的所谓“留守儿童关爱基金”当回事，他们甚至想都没想命名为基金又意味着什么，行政上和法理上要担什么责。周筱赟的“较真”把他们拱上火烤了。
钱能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吗？城市中产的虚伪与麻木
退一万步，就算毕节政府的这笔款项真的做到了专款专用，没有被挪用，钱就能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吗？钱也许能给无处取暖的孩子以一处避难所，但钱能化解那些诡异自杀的孩子的心理困境吗？
也许，在有些宗族关系尚存的乡村，仍隐约可见熟人社会的痕迹，留守儿童免于一死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或是源自远亲近邻的守望相助和看护。但农村凋敝的速度是惊人的，进城打工的农村人早已融入各自谋生的个体化进程，他们正在脱离乡村而成为游离于城市的边缘人。毕节留守儿童频频发生的悲剧，恰恰就是整个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极端缩影。
可以说，仅仅靠留守儿童原户籍地政府一臂之力，是不足以承担几代农民为中国的现代化所付代价的。当进城打工农民如此高流动性，当他们贡献劳动的区域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时，谁能指望让那些打工者输出地的经济落后地区政府来买单呢？谁又调查过1.77个亿究竟是怎么调配出来的？是不是为了应对舆论风波而搞的拆东墙补西墙游戏？
因此，追查毕节政府如何用他们宣称的留守儿童专项基金，只是关注留守儿童困境的必要之举，却远不是充分条件。一切拍脑袋的危机公关决策都与制度化相去甚远，不管拿出多少钱，都只是“花钱买稳定”的草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