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文科学长帽子没有了，但他没有“以嫖娼出北大”。先聘请他为史学系教授，他没有答应，改为聘请他担任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编纂（据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96、106、10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这个处原来是中央政府的国史馆，1916年改为国史编纂处，1917年4月划归北京大学领导，由蔡元培兼任处长。换句话说，陈独秀北大人的身份没变。
1919年6月11日，他在游乐场派发传单——《北京市民宣言》，被早已秘密监视他的当局趁机拘捕；直至9月16日在各方压力下被保释出狱。而国史编纂处正好在9月收归国务院领导，陈独秀此后真的要离开北大了，却不是因为嫖娼。
与时贤想象不同，这个时候的陈独秀的声誉没有因嫖妓事件受损，却因受政府迫害而进入巅峰状态。“一个最干净的健将”、“我们的光明”、“救济人类的福星”、“思想界的明星”等等赞誉，乃至溢美之词纷至沓来。
嫖妓事件伤害不了陈独秀的另一证明是孙文、陈炯明等人领导的广东政府筹办的西南大学，盛情邀请陈独秀为筹办员。更重要的是这几个月他的众多《随感录》和《本志（新青年）宣言》等文章，文思泉涌，思想光芒没有熄灭。
1920年1月29日，他离京南下；2月他潜回北京，旋即秘密离开，从11月出狱到2月，只要他在北京，当局必然如临大敌，严密监视，甚至企图搜捕。
陈独秀在北大的最后岁月留下的是知识分子被迫害、排挤的历史，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教育史的重要篇章，值得史家认真探讨。把它演化为吸引眼球的黄色新闻，既不严肃，很可能是阴谋。”陈独秀嫖妓“事件，更是当年政治敌对势力蓄意渲染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