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意思是：陈独秀嫖妓是事实，小报说陈独秀在这一合法的交易中，损伤对方的人身，越过了买卖的底线，纯属不可靠的谣言。并且，私行为与公行为要分开。公共人物的私行为也要受到监督，但要警惕借故兴风作浪的奸计。
作为《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当然是公共人物。在卖淫合法化的环境下，一般公共人物应该自我约束，但不必有特别的标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
蔡元培的态度与胡适完全一致。在蔡先生出任北大校长以前，北大学生热心光顾八大胡同是有名的。但他担任校长期间，在整顿学风的同时，没有因为嫖妓开除学生。1919年4月面对社会上对陈独秀等人的攻击浪潮，他明确表示：“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嫖、赌、取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蔡元培全集》第三卷576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民国初年，依然视为风流韵事和消遣行为。在嫖妓问题上大做文章，陈独秀已辞职等流言满天飞，冀图逼他出校。蔡元培举重若轻，迅速回应，把预定的改革提前实施：文理科统由教授会领导，教授会主任由文理科主要教授轮流担任，废除文科、理科学长，设立教务处。1919年3月19日他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致神州日报函》驳斥谣言：“陈学长并无辞职之事”、“文理合并不设学长，而设一教务长以统辖教务，曾由学长及教授主任会议定（陈学长亦在座），经评议会通过，定于暑假后实行”，现在仅是时间挪前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