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今天的农民没办法下定义。可能中国只有两种情况，就是一种人享受了社会保障，在我们所要建立一个未来的、所谓的现代社会中间，有一部分人进入了现代社会的体制，有一部分人还没有进入。我们只有这两种人，如果要分的话就这么分。
作为一个很多人，尤其是很多农民所公认的“代言人”，您有压力吗？你如何定位自己？
《我向总理说实话》得到了很多人的共鸣，也影响了很多人，正面的赞誉当然是占主流的，其积极的现实意义当然毋庸置疑，但同时也有一些批判的声音。我只是希望自己能够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如果说，我是农民兄弟的代言人，那么我很愿意承担这个角色，并且这种努力也会是持之以恒的。
我会为中国农民的国民待遇坚持不懈地鼓与呼。现在，我对我工作过的地方的农民常常有一种忏悔的心理。我不敢代表所有的官员，但我可以代表我自己向农民忏悔。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更有理由向农民忏悔——我们从他们那里拿了太多的东西，却没有为他们办好事。对我来讲，给总理写信是我向农民忏悔的开始。
您是第一个在媒体上公开呼吁“要给农民国民待遇”的公众人物之一。除了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改善农民的政治地位、农民获得政治权利也同样是重要的，是吗？
简单地说，在今天的中国，农民没有获得中国公民的权利。从政治上讲，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政府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在中国，农民占７０％，７０％的人像哑巴一样地生活着，这是多么大的悲哀啊。中国农民中有一部分文化水平不高，有小农经济意识，但农民中的精英却数不胜数，无论是新中国还是旧中国，农民始终是最革命的力量，是中国前进的最根本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