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总理说实话》打动了无数人，不仅是生活在农村的人或是进城打工的人，还有那些已经成为城市人甚至几代进了城的人，他们的感动也丝毫不亚于农民。很多读者是流着泪水连夜读完书的，不少朋友一边读，一边哭着给我打电话，问我能能为农民做点什么。读者们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感谢李先生，您让我们明白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您在发出给总理的那封信以后，很快引起了中央的重视，能谈谈那以后的情况是怎样的吗？
我写信的时候，正是三农问题受到广泛关注的时刻。朱总理很快批示下来，要求各级政府重视三农问题的严峻性，并派出调查组到棋盘乡考察。与此同时，我也在棋盘乡开始了裁员并校、减负增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当时省委非常重视我们那里的改革，去了一位省委副书记到我们那里做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后来小组走了以后，我在那个地方非常孤立，当然这是很正常的，如果在农民中间不是孤立的，那么在既得利益者中间当然是孤立的。
这是您后来辞职的原因吗？
其实不同角色的人对于改革的期待都不一样。作为农民来讲，他们期待更深一步的改革；作为领导来说，能够在某些数据上反映出一些成绩，就可以交差了。对我来说，毕竟要服从组织的安排，既然组织认为改革已经成功了，那么我觉得我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那我就应该走，离开那个地方。而且，我是在取得“监利经验”之后才下海的，我在监利的价值已经没有了，我选择下海是对监利农民的彻底贡献。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