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都市人的某种文化怀旧之风，不过是商家敏感到了情感的商业价值，迅速接管了情感，迅速开发着情感，推动了情感的欲望化、商品化、消费化。”他描写“务农”生活的《山南水北》，又何尝不是满足了都市人的某种文化怀乡之风。 韩少功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城乡差别”，他也会稍微批判一下乡村，承认“有的人甚至也作恶”，但接着又说：“兔子不吃窝边草，胡作非为大多发生在别处，比如去城里溜门撬锁乃至杀人越货。只要一回到家乡，他们大多回归了往日的角色，成了安分守己之人，忠厚传家之士。”“罪犯为什么常常把家乡排除在作案区之外？”他自问自答：“回到家乡的人们，彼此之间熟门熟路，知根知底，抬头不见低头见，亲友关系盘根错节，无形的做人底线不难约定俗成。”按照惯例，不偷不盗不抢不杀人应该是不分时间、不分地点的“做人底线”，但在“城乡对立”的框架下，只要不在家乡胡作非为，“去城里溜门撬锁乃至杀人越货”似乎都是可以原谅的事情，不但没有残酷的血腥味，还表现了罪犯的人情味。
“兔子不吃窝边草”居然成为“做人底线”，真可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城乡对立”像是阶级矛盾，比其他一切都重要，这个框架使得韩少功的叙述简单又充满快意，这也是最容易获得读者认同的叙述方式。 相比大段大段感情丰富的描述，《山南水北》里那些不带强烈感情色彩的文字更值得关注，比如他和邻居的“冰箱外交”和农妇之间的“瓜菜外交”，比如非典时期的朴素防疫观。如果不是韩少功的文字充满简单的“城乡对立”，他那种“城乡合一”的生活方式并无太多值得非议之处。相比之下，另一位作家、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他还曾兼任龙口市委副书记）的文字和行动更为分裂。 张炜在小说和散文里无数次地呼唤田园乌托邦，终于在山东龙口成立万松浦书院。根据书院网站的资料：一期工程占地110亩，建筑面积近万平方米，接待处面积为4500平方米，有海浴馆一座，书院办公楼面积为2200平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