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渔：城市包围农村——当代文人的欲望空间 ● 王晓渔 进入21世纪之后，作家韩少功就像候鸟一样在“湖海”之间飞翔，一半时间在湖南汨罗八景峒大同村“务农”，一半时间履行海南省文联主席的职责。为了找到“务农”的理想去处，他遍寻长沙周围的宁乡、浏阳等地。“有些地方有山没有水，有些地方交通又太不方便，都不够理想。八景峒离长沙不算太远，80公里的高速，外加30来公里的山乡公路。更重要的，离我当年插队的地方近，我可以讲一口当地话。”——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韩少功讲述了选择此地的理由。 在乡土中国，由于交通和通讯困难，精英离开乡土之后常年在外，不可能在春节期间与家人团聚，更不可能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与乡亲父老保持密切往来。但默认的告老还乡传统，与明文规定的丁忧制度（父母去世，官员一般需要离职回乡，守墓三年）使得精英和乡土之间保持一种较为顺畅的联系，精英不至于脱离群众，群众也不用通过信访就可以将民情转达给高层。
陶渊明由于不堪忍受上级的检查评估，辞官归田，已经成为一个经典传说。有种说法认为陶渊明有经济问题，因此在督邮来临之际畏罪潜逃，这里暂且不去讨论。单就隐居的陶渊明是逍遥快活还是红尘难忘，就存在很多争议。主流的看法是前者，施蛰存先生则指出：“采菊东篱下”，必然要转过头才能望见南山，这种姿势不可能“悠然”；陶渊明的“种豆南山下”、“昔欲居南村”，也证明他“身在东篱，心在南山”，是因为南山有着诸多牵挂。按照这种解读，陶渊明的隐居很有可能只是一次不得已的战略撤退。 有人把韩少功称作21世纪的陶渊明，韩少功表示自己“没有陶渊明的悲苦”，也不赞同把归田与“失意”联系在一起。确实，陶渊明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韩少功不仅没有衣食之虞，还可以在家上网，开着捷达出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无可非议，对此过于计较，很容易成为一种道德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