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蒋碧薇的父亲也住在重庆。一向身体不错的蒋梅笙突发急病，不久就命归黄泉。蒋碧薇认为正是受到徐悲鸿的刺激，她父亲才犯的病。旧恨不解又添新仇。1943年，徐伯阳瞒着蒋碧薇参加了远征军，后经张道藩多方打听才知道他在孙立人的新一军，孩子的叛逆让蒋碧薇更加怨恨徐悲鸿。正是这两件事让她彻底成了徐悲鸿的陌路人，而此时的张道藩官运亨通，已升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廖静文
1944年，徐悲鸿在《中央日报》上刊登启事，称“悲鸿与蒋碧薇女士因意志不和，断绝‘同居’关系已历八年，中经亲友调解，蒋女士坚持‘己’见，破镜已难重圆。此后悲鸿一切与蒋女士毫不相干。”
启事见报后的第三天，徐悲鸿就在贵州与廖静文订婚了。廖静文的父亲原本不赞同这桩婚事，廖静文通过在贵州上大学的姐姐做他的工作，终于得到了父亲首肯。其实，1942年徐悲鸿登报招聘图书管理员只是个幌子，为自己物色生活伴侣才是其本意。那时中国美术院刚成立，只有徐悲鸿和张大千两位研究员，根本不必配备专职的图书管理员。据说慕名前来报考的有五十多人，有点类似现在的“海选”。徐悲鸿认定湖南妹子廖静文就是他苦苦寻觅的那个人。起初，廖静文并不知情。一个有意一个无心，但两人朝夕相处一段时间后，廖静文发现自己爱上了这个有家不能回的大叔。廖静文后来回忆说，她一心想上大学，可考上金陵女大后，她根本没心思读书，只好辍学回到徐悲鸿的身边。要萧陶说，如果说徐孙之恋是为了爱情，那么徐廖之恋更多的是为了生活。这时的徐悲鸿已是奔五的人了，他渴望早日告别那种“名义上已婚，实际上单身”既痛苦又无聊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