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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消费打底，这对于普通的低收入群体显然是难以承受之重，但他们干的确是与这些低收入群体一样的活，即找卖淫女嫖娼，当然高消费也意味意低风险，或许也有背后的保护伞，高档场所的卖淫嫖娼也不易为执法机关所轻易发现，这也是他们选择这类高档夜总会卖淫嫖娼的重要原因。对弱势群体的卖淫嫖娼实施严打而对处于权力金字架上端的高收入群体却置之不理，这样的一种打击方式是否合理，倘若没有倪某对赵明华历时一年的跟踪监视，赵明华等人嫖娼是断不会被人所发现的，且赵明华等人嫖娼行为断不止那一次。
第三，有违法律适用的平等性。倪某称在此之前他就已举报赵明华的一次嫖娼行为，后公安机关到场后并未作处理，像赵明华等人这种在背地赤裸裸地游离于高档娱乐场所嫖娼的人群其实大有人在，由于诸种其他各方的因素，执法机关无法将他们深挖掘底，低消费群体仅仅因为去了低档的娱乐场所而成为众矢之的从严打击对象，这明显就会造成法律适用的不平等，他们不该为其他大多数人的违法行为埋单，这些弱势群体受行政处罚的前提有一个，那就是执法机关对低档美容美发场所与高档娱乐场所实施同等打击力度，而这种想法如今确是不太可能的。
第四，执法机关打击卖淫嫖娼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碍社会风化，其实，如今在社会中象此类有碍风化、道德沦丧的例子绝并不止卖淫嫖娼一种。今年两会有人大代表提出，在宁波等地临时夫妻泛滥，一些有家室在外打工的男性与同样有家室在外地工作的女性在工作地组成临时小家庭，过着夫妻一样的生活，唯一与正常夫妻的区别是，他们没有结婚证，当然他们还有配偶在老家或者原工作地，临时夫妻经媒体报道后，舆论媒体一边倒地对他们进行道义上的谴责，但法律与道德本不是一回事，大众也是清醒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临时夫妻的报道也没有有，到底如何解决的也不得而知，临时夫妻仍然在宁波等地普遍的存在的。我国查办的一些贪污赂赂犯罪案件，每一个收受金钱的背后一般都有一个向其敛财的女人，也就是所谓的情妇，“许三多”更是号称有一百零八将，这同样是在男性除配偶外与第三方建立不正当的关系，唯一的区别是后者是过着与夫妻一样的持续生活，单从侵害的社会法益来看，也就是防害社会风化，其比临时性的嫖娼者侵害的法益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