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年半后，我写了一篇幻想小说，是即兴之作，类似于果戈理的小说《鼻子》。这只是一个开玩笑的作品，带有戏谑的性质。我只写了第一部分，没有写完。以后有时间或许会完成它。不过现在我已经忘了它的内容，为了回忆的需要，我不得不找出来重读。小说第一部分《鳄鱼》1865年在《时代》杂志上发表，而《呼声报》发了一篇十分奇怪的评论文章。其中确切的话语因年代太久无法记忆，但大意是不会错的：“《鳄鱼》的作者这样做一点意思也没有，这既不可能给他带来好的声誉，也不会得到其期盼的好处。”如此等等。后面还有一些虽不好懂但恶意明显的讽刺。我随意看了一下，什么也没看明白，只是感到文章十分歹毒，但不知道该文作者为什么对我有如此大的仇恨。这篇让人读不懂的短评并不会对我有何伤害，读者也会跟我一样不去理睬它。然而一星期后斯特拉霍夫对我说：
“你知道他们是怎样看的吗？他们认为你的《鳄鱼》是讽刺车尔尼雪夫斯基流放这一事件，你在小说中嘲讽他。”尽管十分惊讶，我听了这话后并没有太在意：作品发表后各种猜测都会有。我认为这种看法太牵强，是极个别的，不会有人认可，因此完全可以不去管它。对此，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因为这种观点竟然生下根来，并流传开来；即使是凭空造谣，也会产生痕迹。
不过直到现在我还认为，写这个短评的人并不是在有意诽谤我，因为这样做没有任何理由，不存在任何原因。我跟文坛的人几乎没有吵过架，至少没有激烈的争吵，我从事文学活动27年了，直到现在，这是第二次涉及个人的事情。因此，这一短评以及对我小说的无端猜测是愚蠢造成的，是某人本来对我就有成见，而且生性多疑，由此产生的愚蠢念头。我相信，这个“善于思考”的某人直到现在还认为自己没有弄错，我的小说一定是在嘲讽不幸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我还相信，即使我现在作出解释，也无法改变他的观点，无法洗清自己。正因为如此，这人才可以算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