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同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见面是在1859年，也就是我从西伯利亚回来的那一年，见面的地点和详细情况我都记不清了。以后我们也碰见过，但并不经常；也说说话，但说得不多。不过每次见面我们都要打招呼和握手。赫尔岑对我说，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印象不好，他指的是外在形象和行为举止。而我倒蛮喜欢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外表和举止的。
一天早晨，我在自己住房的门把手上看到一份传单，这种传单很多，我看到的这份算是其中最有水平的了。其标题是“给年轻一代的信”。我认为，再也没有比它更为荒诞和愚蠢的东西了。其内容充满煽动性，其形式也很可笑，只有那些要将年轻一代送进死亡陷阱的杀人者才写得出来。这一整天我都十分不快和烦闷。我早就同这些写传单的人分道扬镳了，也不认同他们的活动目的，我却为他们采用的方法之拙劣而惋惜：“他们怎能干得这样愚蠢和拙劣呢？”其实这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惋惜的并非是他们的失败。实际上我对写这传单的人一无所知，谁都不认识，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写的。我感到郁闷不快的原因也就在这里：我感到，这种现象并非某些互不相干的人做的几件蠢事。让我倍感压抑的是：虽然我在彼得堡已经住了3年，也认真观察过这种现象，直到这天早上发现这张传单，我才有了一个全新的意外发现：
我从未想到一些人会无聊到这种程度。令人震惊的就是这种无聊的程度。到了下午，我突然决定去拜访车尔尼雪夫斯基。此前我从未去过他那里，也从未想过要去，正像他从未想过要来我这儿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