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大约是下午5点，我见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只有他一个人在家，连佣人都不在，是他亲自出来开的门。他很高兴地接待着我，将我带到书房。
我拿出传单说：“这算怎么回事？”
他拿过传单看了一遍，大约看了10行字，微带笑意问道：“这又怎样呢？”
“难道他们一定要干这样可笑的蠢事吗？难道不能阻止他们干下去？”
他的回答给我很深的印象：“莫非你以为我跟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并且参加编写这种材料？”
我回答道：“我并不这样认为，甚至觉得不须向你说明这一点。但应该尽可能地阻止他们干下去。你的看法对他们来说是很有分量的，他们不会不考虑到你的意见。”
“但这些人我谁都不认识。”
“我相信。但你根本不须认识他们并同他们面对面谈话。你只要在某个场合公开表达你对此事的否定意见即可，你的意见就会传到他们那里。”
“我的意见也许不会有什么作用。而且这种现象其实无关大局，也很难消除。”
“但是它既害了别人，又搞砸了事情。”
这时来了别的客人，我不记得是谁了。我就离开了。这里我应该说明的是，我们的谈话是十分诚恳的，我完全相信，车尔尼雪夫斯基跟这些写传单的人并不“一致”，直到现在我还相信这一点。我的感觉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我的访问还是很高兴的，几天后他来回访我就可以证实这一点。他在我这里坐了一个多小时，说实话，我很少见到比他更为亲切和善的人，因此，当时我就对某些人的印象感到惊讶：他们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性格古怪、难以接近。我感到他希望同我交往，因此很高兴。后来我又去过他那里一次，他也来看过我，不久由于某些原因，我不得不迁往莫斯科，在那里住了9个月，我和他刚刚开始的交往就这样中断了。以后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抓进监狱和流放，我一直没有搞清他的案情，直到现在还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