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完全是说理的。这一点，这期《新文学史料》发表的“中央有关部门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简讯中也是这么写的。真不明白当初胡风写这样一篇东西，为何被认为是向党进攻。
我藏书中有1955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这两天我找出来又看了一遍。其中《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当初是作为胡风暗里进行反革命罪恶活动的铁证的第一批材料发表出来、向全国全世界公布的。这次重看之后，看得很清楚，它们其实只是朋友之间私人通信。通信自由，是我们国家宪法明文保护的。宪法还保护言论自由。应该承认，由于通信中的文字，如果没有在传媒上发表，那就意味着还没有在社会上发生什么影响，它的自由度应该比人们所说的一般的言论自由还要更大一些。但《人民日报》却不顾宪法发表那些信件，并且要求“一切和胡风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
这两天我看了《33年前的一大错案得到彻底纠正》这篇“简讯”后，我有一个感想。胡风一案彻底平反当然必要。但从“简讯”的文字来看，似乎只着重为受迫害者恢复名誉，对汲取教训，总结经验，特别对探讨根源注意很少。而我认为后者是决不应该忽略的。我认为，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存在估量大大夸张和对知识分子信任不足，是造成胡风悲剧的主要根源。不把这一点强调出来，历史已经重复多次的悲剧还会再现。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当年积极参加整胡风的陆定一和周扬。根据我在中宣部工作中的观察，此次反胡风的政治运动，是陆定一非常得意的事情。建国后，由于毛泽东不让他管事，有几年名义上他虽然还是中宣部的部长，实际上胡乔木以副部长兼秘书长的名义主持中宣部工作，他的工作还要由胡乔木分配。这时候他重新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在这场政治运动中，他得到毛泽东的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