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风问题上，这个工作我没有做，也不想做。我不是做这样的工作合适的人选。而且我还有许多其他的工作要做，那些工作即使尽力去做，我都发愁做不完，怎能去做不该我做的事情呢？！
不过，今天既然在写关于当年胡风问题的文章，作为一个研究科学的人，不妨在研究方法上说一点不成熟的想法，供真正准备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同志参考。
我认为，研究这个事件的发展，根据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情况，要注意这么几点：1.一定要抓住对这个历史事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毛泽东，把他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其他人如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等也要研究，但不是最重要的；2、胡风问题的发生不是孤立的事件，要仔细研究1955年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形势，对它作出正确的判断；3、研究毛泽东对形势的估量，他的估量与客观实际并不完全是一回事；4、毛泽东当时的政治上经济上的意图以及他采用的策略。我认为，如果能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历史上的胡风问题，这件事的根源何在，就可以得到更满意的回答。
我没有做这种研究，今天我也不可能讲出确切的看法，也就不写下去了。我在今年4月25—28日访问银川时，从罗飞同志处借到一本《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四期），其中登载了胡风的那个所谓“30万言书”的第一、第二和第四部分，这三部分的标题分别是“几年来的经过简况”、“关于几个理论问题的说明材料”、“作为参考的建议”，至于第三部分“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却“从略”了。这期《新文学史料》还刊有一篇《33年前的一大错案得到彻底纠正》的“简讯”。胡风的这个“30万言书”，以前只是听说，没有看过。这次到手我就翻了一下目录。在银川一直忙着别的许多事情，回到北京利用五月的假期才开始阅读，可是分量实在不轻，加上文艺界的事情实在不熟悉，背景材料绝非几天时间里可以掌握的，因此没有也不可能看得很清楚。但是有一点我认为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这个报告的确属于对文艺和文艺工作的不同看法的争论，完全属于“双百”方针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