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母亲表示将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这让深陷无休止批斗的父亲和苦于“地主”和“匪特”家庭出身的儿子有理由感到害怕。在那个年代，有多少人像他们父子一样，因为恐惧的驱使而分外积极地“争取进步”呢？对此，张红兵的主动忏悔还是比较坦诚的：
从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并非私利，志向纯粹高远，而实质上自保的成分占了非常重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种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可能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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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恐惧就把母亲推向死亡，16岁的张红兵当然称不上良善之人。但他的父母同样难辞其咎，因为他们在家庭教育中不仅没有教给孩子超越政治纷争的基本善恶观，还为孩子做了最不好的示范。
他的母亲方忠谋，当年也曾举报过自己父亲的右派言行。而他的父亲，则在儿子第一次贴自己大字报的时候，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把他当作大人来看待了，对他的态度变得更加客气和平等，可以说，正是他的父亲让他初次尝到了揭发亲人的甜头。
就在一个家庭之内，一代代地上演着检举亲人的戏码，而且一个比一个演得更为卖力，能说，这只是张红兵一个人、一个家庭的问题吗？恐惧已经全面接管了红色的东方国度，这个家庭当然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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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时代里，中国的法律体系长期维持着一个传统——亲亲相隐不为罪。父母子女、夫妻、兄弟等亲人之间可以互相隐瞒罪行而不受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