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版。）
毫无疑问，“理性爱国”的要求是与上述“动态的”顺应相关的：爱国者出于自我保护的利益考量不得不顺应国家权威“理性爱国”的要求，将自己的爱国热情压抑下来。心理学研究表明，这种压抑下来的爱国热情并不会消失，它必会引发人的新的冲动和焦虑——强烈的破坏性冲动或虐待性冲动以及对生活的敌意。如果这种新的冲动和焦虑得不到释放，那么，久而久之，人的精神病症状就会自动地表达出来。毫无疑问，强烈的破坏性冲动和虐待性冲动是得不到社会支持的，对生活的敌意只会伤害自己。故而，精神病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非理性的爱国热情被理性爱国的要求所浇灭，其代价是使个体陷入精神病症状。而事实是，被理性爱国的要求所折磨的个体不是一个半个，而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年轻人。所以我们说，理性爱国的代价是生产出一批精神病患者。
那为何要说是“再生产”出一批精神病患者呢？
因为，人们可能遗忘了，那些提出“理性爱国”的建议者，都曾经是些在社会化过程中遭遇了“动态的”顺应困境的个体（他们多经历过1989
甚至更久远的年代），换言之，他们都是些没有得到有效治疗的“精神病患者”。作为“杀父娶母”的当下“权威”，从自己的经验和利益出发，他们必然会对有可能颠覆他们的权威地位的非理性爱国者做出就像他们的长辈曾经对他们做出“理性爱国”的忠告那样。新的一代，无非是重复、重演了他们曾经的历史而已。因此我们说，当下理性爱国的代价，是“再生产”出一批精神病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