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产出一批精神病患者——理性爱国的代价
非理性的爱国行为极容易演变成一场与其初衷相反的害国的暴乱，这是历史的经验。历史的重演是历史本身的规律，所以，这种历史的重演在今天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已经成了常识。所以，当一场非理性的爱国大潮在国内蓬勃涌动并将掀起高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有识之士和政府都在喊停：爱国要以做好本职工作为务、爱国要讲究技术含量、爱国不能走上街头……一言以蔽之，爱国需要理性。
是的，爱国需要理性，否则，国将陷入不国。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这一选择一点没错。
可是，我想指出一点：这种理性的爱国是有代价的，它的代价就是再生产出一批精神病患者。
何以然？
众所周知，弗洛伊德之后，精神病是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的思想就成了常识。这一思想与我们传统的思想大相径庭——它从正面肯定了精神病现象：精神病是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有利于我们的现实生存的一种技术，它是不可或缺的，否则，我们将失去自我。也就是说，要么，你得精神病；要么，你就毁灭。毫无疑问，大多数人会在精神病与毁灭之间选择精神病。
那么，理性爱国与精神病怎么能联系起来呢？
因为，从人自身的发展的角度来讲（现代人生哲学和心理学都证明），人的社会化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顺应”社会的过程，而这种“顺应”社会的过程可分为“静态的”与“动态的”两种。按照弗罗姆的说法是，“静态的”顺应是形式上的顺应，它不会改变人的性格结构，而仅是采纳一种新的习惯，如中国人放下用筷子吃饭的习惯改用刀叉；“动态的”顺应则不然，它是本质上的，它会在人身上产生某种新的因素从而改变人的性格结构，如一个孩子为了自我生存而不得不顺应父亲的权威。在心理学看来，所有的精神病皆由这种“动态的”顺应引起。（具体参见弗罗姆《逃避自由》第一章，工人出版社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