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真正的信仰从来就是——或本该就是——宽容的，惟有邪教妖道不同，认定了自己的绝对性与唯一性，将一切批评者与不同信仰者视为“异端”。共产主义信仰同样不能成为“绝对”之物，因为“谁也没有（这样的）权利”。仿佛一个人、一个组织“天然”或后天的残患，也要允许别人指出。不仅肌体，也包括精神信仰等。之前许多年里有许多人因言获罪，因“医”临灾，这些我们并不陌生。回头来看，其实真正有罪的并非“医生”，恰是“病人”及其“病团”。
医生固然也会生病，病人也有可能成医，但医病之间却不能因此任意调换，尤其不能颠倒过来，使病人坐诊，医生服药，还要唱“我们是黄帝内经接班人”。那样的结果就是草菅人命。
如果偏要认真，我倒也想说说“共产主义”，相信会比景临更有一点资格。因为我不仅受了多年马列主义的专业熏陶，还曾将教授马列主义当作饭碗，误人子弟了若干年。所以放下饭碗，就是因为我已不能自洽，以此自欺欺人。
从切身感受来说，我们这一代人的“启蒙教育”便是共产主义，从小受着她的洗礼，也目睹了她的枯干。这种信仰的成因固然有“洗脑”的作用，但也确有从心底所焕发的对大同世界的憧憬。坚信通过我们的奋斗终能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美好时代。即便我们壮志未酬，也必能使未来的人们抵达。然而这一信仰“信”到最后徒剩“仰天长叹”：人们看到无数牺牲的最终只成就了一个以个人命名的“思想”、一个“万寿无疆”的新皇与接二连三的乱世混斗，直到文革达到峰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