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荀子以及之前的儒家，是如何看待先王之道的呢？荀子认为，“道不过三代，法不二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王制》）三代之道固然美好，然而“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非相》）已经不足为征，所以真正的不义之道就是礼义。礼义之理在于历史性，也即历史的绵延不绝、体现为人情物理中的终始相应。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适当进行损益，以尽人之材性、物之情理，就是历史性的体现。因此，荀子讲求礼义、性情相辅相成，不离性情以言礼义，尊重当世的后王，注重治国的实效。这种富于实际性的眼光，同时又给先王留出了地位，二者被融洽的塑造为一种古典的历史主义。荀子的做法，可谓在保守与开拓中寻得了一席稳固之地，很难用现在的左右来分判之。因为如果像传统儒家那样，把荀子列入左翼的话，那么当今的左右两翼（除了施派以外），都是在历史主义基础上开出的，理应都归入左翼。
那么如果以荀子的历史主义为视域，当今各派的统一基础可以概括为左翼，或现在很流行的左翼自由主义。
然而荀子并不为主流儒家所称道。反之，思孟——宋明的心性儒学才算名门正派。当然，这并非等于康德——牟宗三改造后的新儒家思潮，以及它在与自由主义结合上的成就。这一脉是否关联着另一种现实指向呢？传统儒家在当今政治领域的缺位，似乎很像孔子当年的“乘桴浮于海”，是否也可以归于一种向理想的回归和对现实的高冷、不合作呢？
那么不妨来看看孔子眼中的周公，究竟代表着一种什么样的理想。《论语八佾》里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无）也。”理想中的礼义制度，并不一定要法先王，也不一定要法后王，甚至可以一个王也不取法，那么取法于谁呢？也就是法自己，以君子为法，为自我立法。难怪儒家容易和康德结合，从心性论中开出自由意志的自我立法，现实层面上联系自由民主，等等。事实上，在甲午战争之前的中国，也的确没有什么民族国家的概念，每个人为了自己而活着，谁来统治、主权归谁又有何必要去清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