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威夷大学的学习中，经常听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辩论。当然，我的老师安乐哲属于后者，因而Sandel的书是学生们的老生常谈。反观国内的诸多言论，如果不是施特劳斯派的原教旨，就是社群主义的道德高调，间或掺杂着英美自由主义，似乎的确没有什么更新的东西。而事实上，无论社群还是原教旨，都是在西方经历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之后的反思和复苏。然而在中国历史上，众所周知，自49以来，从来也没有过个人的公共领域出现过。没有经历自由主义的社群主义，岂非空中楼阁？故当今诸多论调，皆可谓远水不解近渴，隔靴搔痒而已。
另一方面，传统儒家学者一向中规中矩，在现实层面谨言慎行，这令政治哲学领域充斥的大都是前述几种，而这几种又容易与政府的导向相结合，有助于极权的继续蔓延。同时，传统儒家的现实缺位，又助长了儒家的泛滥，使得前述几种言论有机会借“儒家”之名复苏，而成为儒家右派（老右派）的代言人。现在上网写点什么，只要涉及儒家云云，立刻招来一片骂声，无奈只是这种情况的一个反映。
那么传统儒家眼中，是否存在着一种左右的区分呢？
所谓右，就是保守，保守就是不激进，尊重历史的传承，取法先王之道，不容许擅自的断裂。而中国历史上的断层，真正出现在法家。韩非首先撕裂了历史，不重先王，也即是荀子所谓的“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从荀子到韩非，是由法先王——法后王的历史融贯，向彻底的历史断裂的演变，也是儒学向儒术的下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