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时，因“文革”受到法西斯分子重创致伤的我父亲就在103病房治疗。红线女把华山安顿在102房后，来和我父母打招呼，我们才知道华山患的是肝癌晚期。我听到母亲叫她做“红女”，她俩同是二十年代生人，同是四邑老乡。母亲让我叫红线女为“红姨”。我那时只要不出差，一下班就从仓边路报社骑车到东病区照看父亲，每次都几乎与红线女的蓝色旅行车同时到达院区，她也是刚下班就从文德路剧协赶来。当时省院的护士学校就设在东病区的院内，只要听到密急的高跟鞋响声，实习的、当班的以及专门来八卦的护士们就伸头出来看走廊，仰目风韵不减的“红姨”提着保暖壶风风火火地飘入102房拉上帘布。我在103房的门外就能听到红线女从走廊内的窗户里传出来的轻声细语，多是劝脾气不好的华山吃药喝汤。她一个母语系粤语的南方女子，学着北方人说“老头子开心点儿”、“老头子要多笑嘛”。
1985年的春天，我们接父亲回家待了一两个月，再回到东病区时，看到华山的病情加重了，成了重病户。我父亲被安排在104房，和华山的102房隔了一间宽的距离，103房住进了羊城晚报文艺编辑胡区区的父亲胡希明。我听不到102房的声音了。“红姨”依旧勤密照料华山，但已不见她有笑容。至此“红姨”再未与我们打过招呼。1985年，我看到的，红线女对病中的华山倾尽了妻子职责。
1985年的春天，我们接父亲回家待了一两个月，再回到东病区时，看到华山的病情加重了，成了重病户。我父亲被安排在104房，和华山的102房隔了一间宽的距离，103房住进了羊城晚报文艺编辑胡区区的父亲胡希明。我听不到102房的声音了。“红姨”依旧勤密照料华山，但已不见她有笑容。至此“红姨”再未与我们打过招呼。1985年，我看到的，红线女对病中的华山倾尽了妻子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