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数据。比如西安某民办高校的一个职员，在工龄差2
个月即满十年之际，突然被高校终止劳动合同，为的是规避十年之痒。校方表态这是正常工作，恰恰暴露出了其中的问题。因为如果工作“正常”，就应该成人之美，而不是相反。主管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应该因为有什么样的两难，就保持“中立”的。
如果政府在这类问题上试图以“超脱”的方式解决问题，那是把自己等同于法院，是一种角色的错位。即使由法院裁决，在同等的情况下，也应当做出对强势者不利的解释，从而体现公平；况且政府应当有自己明确的执政理念，应当贯彻执政党的宗旨，更应当兑现执政承诺，在冲突中明确支持某一方，而不应该在个人获得权力后，就忘记了权为谁所用。
郑州那位前副局长开出“替谁说话”选择题的愚蠢在于，在公然将党和人民对立起来的同时，忘记了与人民产生冲突的另一方是什么。政府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各阶层而存在，自己必须做好人民、与人民产生冲突的另一方之间的选择题，而且在特定的时刻不能交白卷，而不是反过来问别人。
其实，美国政府也有自己的两难问题，需要避免2008
年的金融危机重演，需要推动经济全面复苏。然而，对他们来说，由谁继续主政的问题更重要；或许正是为了争取相对多的选票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奥巴马才不惜得罪华而街的小部分精英。这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在非此即彼的选择中，经济中的两难也许在理论上永远无解；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在特定的时空内做出特定的选择。至于选择两难的哪一头，取决于阶段性的目标和是否有远见，而关键在于是否有紧迫感和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