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胡德辉上重庆找到邓颖超，带着3岁的女儿赴延安，7岁的儿子交给姐姐胡德如照料。此年夏，在四川地下党的安排下她终于也到达延安，改名胡一哉。但她一到延安，就与同来者一起被送入党校五部，接受审查，予以“抢救”。胡绩伟多方交涉，得到十多分钟的会见；两人虽不能抱头痛哭，却已泣不成声。
翌年夏，审查历经1年才结束，胡一哉被分配到子长县中学教书。她立即向组织递交了要求与黄觉民的离婚报告。事前她向胡绩伟征求意见，详述自己婚姻生活中的种种矛盾。胡绩伟劝她能维持尽量维持，毕竟已有一对儿女。胡一哉坦率相告:“我不是为了你才决定和黄离婚的，更不是为了和黄离婚之后能和你结婚，你不要抱什么幻想。这完全是我自己的事。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大难关，不冲过这一难关可能会葬送我的前途。”
胡一哉离婚后，胡绩伟内心矛盾复杂，波澜难平。一方面为二姐挣脱婚姻枷锁而高兴,自己与她的结合有了希望；一方面仍感关山重重，难以飞度。此时，胡一哉又为他介绍了几个对象，身边也有一些姑娘对他有感觉。但胡绩伟就是“世上只有二姐好”，那些年轻女孩就是不如二姐可爱!“我在延安生活了将近十年，又是一个单位的首长,对身边的女同志从未动过心。”而在子长县中学教书的胡一哉，由于眼睛会说话，魅力难遮，身边当然也有追求者。
其时，延安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1938年前30∶1，1941年前后18∶1，1944年4月8∶1。由于去的革命女性都是城镇女知青，形貌突出，气质上佳，择偶余地很大，行情热俏。她们的自我感觉“是多么的稀有和矜贵”，她们的定谱是“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非大官、大知识分子不嫁。工农干部与小知识分子甚为吃瘪，选择标准只能放低至“一是女的、二是大脚、三是识字就好。男的身份是一落千丈，女的身价是直线上升。……男找女的，几乎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因此，胡一哉尽管是“拖油瓶”再嫁，依然可“卖个好价钱”。但问题是，胡一哉和胡绩伟都觉得只有对方才是自己惟一最中意的终身伴侣。抗战胜利之夜，两人终于再次冲破理智堤岸，热烈拥抱在一起，成了实际夫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