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司法机关，阻绝选择性执法、做到平等适用法律，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医生，是在古今中外都受到极大社会认可度和尊重的职业。《职业医师法》第24条规定：“对急危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医生只关心病人的病情，进而根据临床表现采取针对性措施，无论病人的职业、身份、地位，在病人生命处于危急时刻，都有紧急救助的“义务”，而非“权利”。这一条款规定了医生的天职，医生救死扶伤的崇高地位，也源于此。
前面谈到的似乎和我代理重庆“刑讯逼供”案没有直接关系，其实不然。作为辩护人(不仅仅是辩护律师)，只关心当事人被指控的犯罪事实、涉及到的相关法律、被指控事实与指控罪名构成要件间是否一一对应，无论他们的罪名是耸人听闻的爆炸、杀人，还是令民众深恶痛绝的贪腐、渎职，每一个罪名，都由相关法律尽可能的细化其构成要件，辩护人根据指控犯罪的具体证据，独立发表辩护意见。这里的“独立”，是不以委托人、当事人意志为转移的，是辩护人根据自身的法律专业技能，通过对案件的系统把握和对细节的精确了解而做出的判断。因此，辩护人不为当事人代言，只为证据代言，只为法律代言。
作为律师或其他辩护人，如果面对案件时“选择性辩护”，无异于选择性执法，更无异于选择性医疗。每一个犯罪嫌疑人都是一个法律概念上的“病人”，至于如何让他们改造、“康复”，那是后话。当务之急是先要“确诊”，而辩护的工作，就是排疑的过程，也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检验先前的“诊断证明”是否真实可靠的过程。即便对于证据确实充分、法律适用严谨正确的案件，辩护人也需要尽可能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利，而这种保护的方式，不是对抗侦查机关、公诉机关，更不是对抗社会文明、人类道德，反而是人权在司法领域的直接体现和得到尊重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