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项结果一综合，可以基本断定他们得性病/艾滋病的几率必然增加。一旦他们染病，彻底治疗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医疗价格)，那么性病在这一阶层中传播的可能性就会显著地增加。
人物周刊：这么些年下来，您内心感觉教育对性行为的改变有用吗？
潘绥铭：当然有用，但是不大。以前我们的教育是恐吓教育，现在是普及知识，但知识必然带来行为改变吗？要真这么以为，那是大错特错。人不是电脑，不是机器，你以为成天拿一小册子在那儿忽悠，让他“知道”了，他就不去做了？该嫖的还嫖！不戴套的还不戴！这就像有些医生把病人当一块肉、一堆器官组织，跟兽医没什么两样，他没想过你还有生活、历史、情感……人为什么会嫖？文化的、经济的、社会背景乃至个人心理，谁研究过？有经费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向来反对片面强调知识的作用，因为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
所以我说，第一步要做的，并不是编写教材，而是到实际生活中去，到那些“坏人”里面去，摸清楚他们究竟相信什么。
潘绥铭
1950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教授。著有《性的社会史》、《中国性现状》、《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生存与体验》、《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性观念与性行为》等，另有《金赛性学报告》等译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