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出口停滞、国内消费疲软，唯一的经济增长点就只剩下房地产和公共工程了，但房地产的过度炒作势必营造出极为危险的泡沫经济，令银行系统命悬一线；若盲目拉动经济，则通货膨胀会压缩绝大多数 国民的消费能力，令“内需”进一步萎缩。
这种现象与1960年代从拉美经济发展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依赖理论”有某种相似性。左派的“依赖理论”曾经在西方社会科学界风行一时，它指出了拉美经济对美国过度依赖的特征。后来东亚模式的出现从实证方面质疑了这一理论。如今，中国模式似乎给“依赖理论”的复活提供了最好的经验素材。
对“中国模式”可以有各种归纳，但总的来说是：国家的发展长期背离社会公正，在经济规律的支配下，这种发展模式很可能最终陷入难以解脱的困境。此困境的根源就是长期收入分配严重不公造成的经济结构失衡。对中国这样的人口超级大国而言，难题还在于，一旦这样的经济结构失衡成为定局，是不可能像小国那样，用外贸来加以调节的。在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里，常年有几亿劳动力只拼命生产却基本上很少消费。
托经济全球化之福，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一方面大量出口，一方面对发达国家大量放贷（表现为外汇储备急剧上升，成为世界第一），让西方国家的消费者帮助中国解决难题。可惜的是，中国的决策当局未能看明白，除非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都变成像欧盟成员国那样的关系（统一货币、取 消关税、自由移民），否则，经济全球化也不能充当中国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的永久“救生船”。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资金流被迫调整，中国恐怕不能再指望继续用出口和放债来应付“国内结构失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