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为证，说明这个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很少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受惠。但农民并非唯一未受惠的群体，在城市中还有大量城市贫民（包括1亿多农民工、数千万下岗职工等）同样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这两个群体（扣除农村居民当中的高收入家庭）的总人数即达8亿多人，占全国总人口的六成。如此庞大的低收入人口的存在充分显示，中国持久的高增长不是带来社会的相对均富，相反却造就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贫困社会；与此同时，也造就了一个仅占人口极少数、但家庭财富规模大大超过西方国家中上阶层平均水平的权贵阶层。
中国的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还有另外一个“中国特色”，那就是在短短的20多年里，从计划经济下个人收入相对平均的状态下，权贵们在几乎没有任何祖产的情况下，突然暴富起来，其富裕的速度令西方那些数代传承、逐渐积累财产的富人们瞠目。制造极度的贫富差距乃是中国发展模式中与高增长并肩的第二大特征。
40多年前，在中共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高潮年代，中国官方曾经搜集了日本等国左翼留苏学生的文章或言论，编成了一本文集，题名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然而，那时的苏联，远比今日的中国要“干净”得多。如今，倘若有外国的左派编类似的一本书，搜集中国的社会不公、伦理败坏、道德沦丧、色情泛滥诸多政治社会弊端，冠之以《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大概比当年中共编的那本更有说服力。
中国大陆60年后看以往的发展，这种反常的结果可以让人直观地想到， 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从制度到政策，恐怕都应当作深刻的反思。否则如此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将面临更大的困难，甚至是灾难。换个角度看，中国的发展出了大问题，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在中国，到底应该如何发展，自从邓小平发布了“发展是硬道理”之后，从来就没有在政策上、概念上真正厘清过，更从未允许过公开自由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