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身处地替梦鸽想一想，第一阶段里的低调很正常。乃父李双江的身份，李某某本人此前的旧案，以及此案罪错性质的猎奇成分，都足以让李案成为公众聚焦的热点，也很容易被贴上仇官仇富的阶层标签。在此之时，任何一个不经意的举动，都很能刺激公众情绪，让自己处于不利境地。梦鸽保持低调，李双江自始至终沉默，这是很自然的选择，也是很正确的策略。
但这个消极防守的公关策略持续下去的前景，未必乐观。盖因自2003年始，过去十年的中国司法已经进入了一个网络语境下的特殊阶段。一方面是司法公信力持续低迷，另一方面是网络已经成为国人公共生活的主要平台，从BBS时代到博客，到现在的微博时代，网络的极大普及与便利，方便了全民参与讨论，也发育成了一种极具特色的全民断案模式。在这种全民断案模式下，民粹情绪与专业判断，事实真相与细节夸张，反复缠斗，直接影响到案件的进程。
我自2003年伊始，先后采访过湖南湘潭黄静案、湖北襄樊高莺莺案、浙江温州戴海静案等十余个在网络上下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无一不是这种情况。最近这三年的河北保定李启铭案、陕西西安药家鑫案、北京京温商城袁利亚案，也是这种情况。
我将这类案件命名为“红颜薄命”型案件，即被害人多是女性，其女性受害者的弱者地位，在审美上和情感上很容易引起共鸣和同情，作为加害方而存在的另一个当事方，则多半是模糊的权贵官僚富豪符号，同样很容易成为厌恶与仇恨指向的标的。黄静案里是税务局官员，高莺莺案里是市委书记的公子，戴海静案和袁利亚案都是企业家，药家鑫案里是所谓高级军官，李启铭案就更不用说了，警队首脑之子“我爸是李刚”的衙内形象，在迅捷传播之后早已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