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损失，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感到深切的悲痛。”
好在盖棺论定并非完完全全，所以，四年后的1980年7月12日，在为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举行的追悼会上，胡耀邦在悼词中替安子文冤案平反时，点了康生的名，指出那是康生制造的冤案。这是康生在死后第一次遭到公开批判。而这一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宣布康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了康生追悼会悼词，把康生的骨灰撤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再来看看谢富治。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谢富治卖身投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同年８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１９６７年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１９６９年４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７１年，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此外，他还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央军委委员等职。在“文化大革命”中，谢富治追随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迫害老干部，镇压革命群众，参与一系列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１９６６年８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带头诽谤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１０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又追随林彪、江青，诬陷国家主席刘少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