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对自由的自我矛盾
司马南向来使用双重标准，比如言论自由，当初他由于对南报一些言论不满，提出批评，其直接目的是挑唆权力部门扼杀南报，并从这里作为突破口，封杀改革舆论，达到反改革的目的。他把南报说成是反政府、反体制的，是煽动民众不满、唯恐天下不乱的祸患，是配合美国反华、消解民族意识的帮凶，然后说：“如果主管部门不允许的话，报纸是没法办下去的，对吗？现在的情况，说明主管部门能够容忍，对吧？我们不知道，主管部门的底线在哪儿。”
但今年315
之后，司马南才仅仅在微博上被禁言两天，他的立场马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他自己感觉到言论自由的重要时，他说
：“噤声，不让别人发言，是较为落伍的愚笨的管理方式。每一个人都能表达，才能更好地找到真理。辩论的目的是寻找真理，这种言论的禁止，并非个人的事情，而是社会问题。它体现的是一个社会对言论的态度，也是对社会成熟度和社会文明的一个检验。”
要别人言论不自由，自己又要自由，这不双重标准自相矛盾吗？这其实是其实是司马南的一贯伎俩。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气功、特异功能热潮，司马南在气功、特异功能最热时逆流而出，揭露伪气功、假特异功能。但是，后来当形势直转而下。当全社会都只有一种声音、特异功能的正常科研都已阻力重重时，司马南依然在对手已经无法正常发出声音、无法平等参与讨论后还大力打压对手。从这时起，司马南就由既得利益的挑战者变成了既得利益的维护者、由革命者变成了压迫者。凡是压制不同声音、剥夺对手发言权的做法，都意味着对某种非正当既得利益的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