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维克曾对民主行为中多数人可能产生的暴力提出过警示，他将这种多数人的暴政称之为：“温和的暴力”，认为它侵蚀了民主的基础。任何事物有其存在的客观规律性，即事物的两面性，在其展现有益的一面，必然也掩盖了其损害性。就此次余杭中泰事件而言，垃圾发电项目落户在九峰村，必然损害了中泰人的利益，但对于杭州而言，则成功了转移了这种损害的风险性。如果有自由选择的权力，我想对于垃圾发电落户中泰项目，中泰会有80%以上的反对声音，如果该选项放在杭州，则会有80%的支持声音。人性都是趋利避害的，这将会在选票上予以反映。
杭州产生的垃圾问题必然是由杭州来消化处理，这种属地自觉行为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将杭州的垃圾转运到杭州之外的地方处理，无论如何去解析和看待，都是不道德的行为，如果此风一开，必然会冲击本已脆弱的社会良俗底限。以杭州的经济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它可以转嫁这种风险，但是如果实施了，那就形成强者通吃的社会氛围，这将迫使人们不得不选择无底限的手段去对抗不公，这对于社会稳定来说，无疑是一大害。虽然这种结果的研判严重的损害了中泰乡人们的利益，但发展总是需要付出代价，只不过是这个代价是局部还是整体承担的问题。任何理论来说，局部利益取代不了整体利益，牺牲局部成全整体是人类进化的必然过程。
民主行为的自由宗旨是“宽容、妥协”，埃及的民主化进程之所以遭遇失败，就是因为缺乏民主的“宽容、妥协”精神，世俗和教义派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将埃及的民主化进程拖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直到今天仍看不到和解的希望。那么在此次中泰事件中，如何平衡官方或者说杭州城整体利益和中泰利益的对撞，无疑将考验官方的智慧和意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