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经费有几种惯用方式：首先是吃回扣，只需500万价格的仪器设备，以800万或者1000万购买，多余的钱辗转进入个人卡号；其次，以科研需要的名义购置汽车房产，项目结束后就据为己有；再次，自己成立公司，拿科研经费当股份；或者就是以考察的名义出国或到各地旅游消费。社会科学领域引进课题制后，交通费、差旅费、资料费和餐费等项开支是主要开支，常用的借口就是大量的社会调查和学术交流，为使经费达到一定规模，便将电脑、摄像机、扫描仪等反复填报。考察、学术交流是科研圈最惯用的伎俩，且专门挑没有去过的地方考察。在国外随便找个学会，以考察名义或学术交流方式发个邀请函，太简单了。
四是高校过度行政化，成为制约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
“某种程度上，中国只有一所大学，就是教育部大学，我们都是分院。”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校长姜耀东在这次两会上道出高校行政化的尴尬现状，直言：“不去行政化，大学就没办法办下去了。”长久以来，困扰中国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的“钱学森之问”，也是高校行政化的体现，高校校长有级别，大家都想当官，谁还愿意安心做研究？
让教育部来解决“教育部大学”这一问题，这是奢望。目前教育去行政化改革，遭遇行政化悖论——由行政部门主导让自身放权的改革。推进去行政化，关键在改革教改机制，要政府部门必须放权，而不是由他们自身决定何时放权，怎样放权，如果就由行政部门主导教改，取消学校行政级别将遥遥无期。31所副部级高校，76所教育部直属高校，还有1700所公办本科、高职，这包含多少部级、厅级岗位？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如此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