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到我被“抢救”的时候，已经接近尾声了。可是我被关起来的那一段时间也还是挺冤枉的。一间很小的屋子，白天黑夜把我关在里面，有吃有喝，就是不准自由活动，不让与家人见面。我被带走的时候侯波还在家里带着孩子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给她解释，只能跟着人家走，想着没有事就能马上回家。她还有点眼泪汪汪的，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审问我的人是三班倒，不让我睡觉。我就那么一点问题，都交待过了，可是他们说还有问题，让我全部交待出来。我不知道要再交待什么，就只好沉默对抗。他们三班倒可以睡觉，我连着几夜不睡觉就受不了，他们审这我的时候我就打瞌睡，一打瞌睡他们就砸桌子把我砸醒，他们一砸桌子，我急了也砸桌子，跟他们干起来。后来审来审去实在审不出什么名堂来了，就算我过关了，没有问题了，就让我回家了。
康生这个人心狠手辣，在“抢救”运动中就暴露出来。陆定一记得，《解放日报》报社有一位总务科科长，是河南人，挨整受不了，刎颈自杀，本来已经抢救过来，可康生还是说他是河南的“红旗党”，是死特务。这个同志听说后，把纱布扯掉，终于死了。
这样的“抢救”，把15000人打成特务、奸细，许多党员干部都很气愤，向中央反映。刘少奇亲自找毛泽东谈话，问道：边区这么多特务，为什么没有发生大的泄密事件？
任弼时非常气愤，向周恩来指出，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3万多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70%，其余都是初小毕业，十几岁的娃娃，怎么能都是特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