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信于1972年9月6日以"绝密件"交保密室发出。我不但署了真实姓名，还注明了职务。为了防止出现第二种结局时牵连他人，我未向任何人透露此事。
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凭我在机要部门工作20多年的经验，估计此信没有哪个工作人员敢扣压不报，不但汪东兴本人会看，而且还可能给中央其他领导人看。对我的信不作答复，固然令人失望，但我同时又感到有些欣慰，这说明我的材料和意见是无懈可击的，倘若我的信中有"污蔑不实之词"，有关方面必然会抓我的"辫子"，兴师问罪的。
时间到了1995年，我已离休多年，刘伯承元帅也已去世多年。此时距我给汪东兴写信已过去23年。这期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人所特别欣赏的"舆论一致"的坚冰有所突破。随着江青集团当年操纵"批林"的内幕被逐渐揭露，我判断刘伯承元帅1972年的那个揭发材料，未必出自他的本意，他很可能掉进了江青集团设置的圈套。这年5月，我去四川石棉县安顺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60周年纪念活动。当年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和红军先遣队司令的刘伯承，曾参与指挥渡河作战。这时我又想起了他的那个揭发材料。出于对这位革命家的崇敬之情，我从四川给依然健在的刘伯承夫人汪荣华女士写去一信，指出那个揭发材料对刘伯承元帅声誉造成的损害，恳切建议通过适当形式由她出面说明情况，将刘伯承元帅从这桩历史旧案的被动局面中解脱出来。我深信，我的热诚和善意将会得到积极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