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带说几句：刘伯承同志素为我尊敬的革命前辈、老首长之一。我正是从维护党的原则和老前辈的荣誉出发，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才觉得有责任对这个记录提出意见。1920年，列宁在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时，由于对荷兰共产党某些党员在国际共运中的表现未同广大荷兰党员加以区别，曾引起一位荷共党员的"抗议"。列宁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抗议"，并在该书的最后专门作了说明。革命导师的这种伟大襟怀实在令人感动。我想，我对刘伯承同志这个材料的"异议"，也应受到他的欢迎。 我还猜想，也许记录中的一些错误并非由于他的口授，而是由于整理记录的同志缺乏必要的历史知识和责任心不强所造成的。我现在在地方工作，手头没有军史、战史这类资料。前面我讲的许多情况，主要是凭自己对过去接触过的一些材料的回忆所得，也许有个别情况不太准确，但大框框是不会错的。
如果我对哪个问题的认识有错误，请您严格批评。如果您认为我所反映的意见，是在深入批林整风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可否请您把此件转呈总理一阅。谨致
敬礼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副组长
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迟泽厚
1972年9月3日
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我考虑到此举的三种结局：一是我的意见引起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他们从谏如流，举一反三，认真纠正那种"历史为政治服务"的错误做法，但我估计这种可能性极小；二是把我的意见视为反对"批林"，为林彪鸣冤叫屈，是"现行反革命"，逮捕法办，这种可能性比前者为大；三是将我的意见存档，不予理睬，这种可能性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