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所料，刚一见面，他便开门见山地说，他受汪荣华女士之托，向我了解刘伯承元帅那个揭发材料的有关情况，据汪女士讲，她"不记得刘帅有这样一个材料"。我把早就准备好的刘伯承揭发材料和我写给汪东兴信的复印件递上，他戴上老花镜粗略地看了一遍，然后摘下眼镜，接连"啊呀"了两声，表情复杂地看着我说："现在看来，刘帅这个谈话稿是有些不妥。奇怪，我对这个材料怎么就没有一点印象呢？"
我不无调侃地说："您是军区首长，工作那么忙，天天文件看不完，哪里会记得这么一个材料！我跟您不一样，我是专干这个的呀！"
我有句话没说出口：如果您是四野部队的一个领导干部，看后印象就深刻了！
最后我建议：把刘伯承元帅的揭发材料和我致汪东兴信的复印件，都给汪大姐寄去，看她有什么意见。
"好，好，好，我今天就打电话。汪大姐有什么意见我会及时转告你。"
我相信鲁瑞林将军的电话肯定打了，我提供的两份复印材料也一定寄去了，但此事却再无下文。我曾两次询问当时一直在场的那位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他说他也一无所知，而且不便询问。我自然更不便询问。
我很失望。我满腔热忱想办成的一件好事，为什么却得不到回应？对方是否有什么难言之隐？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我只能认为：对方在得到全部资料而且在我阐明利害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态度，只能表明我原来的分析判断有误，对方实际默认了这份揭发材料并非完全出于江青集团的炮制。倘若如此，我岂不是少见多怪、瞎积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