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是在今年2月18日，农历除夕，国家民政部打来电话，称权玉顺带着三个孩子在民政部，“大过年的，老人领着孩子在北京，说想让孩子进福利院，为啥不让去？”上述信访局负责人称，民政部一位处长在电话中发了脾气。庆安调查后认为，三个孩子并不符合进福利院的条件：他的父亲徐纯合健在且有劳动能力。庆安县信访局上述负责人称，尽管接到了来自北京的电话，也协调或派人去接权玉顺及家人回庆安，但这并不是他们的职责范围，“他们是因为乞讨而被救助。”根据庆安县信访局、丰收乡民政部门及丰满村支书王淑华的说法，权玉顺带着三个孩子去外地乞讨，如果被相关部门询问，即称因为想送孩子进福利院而上访。徐纯合的堂哥徐纯智也坚称，老人只是带着孩子乞讨，从不上访。
死者徐纯合上有老母，下有3个孩子，妻子患精神病。母亲说，钱主要是自己乞讨来的，大部分被儿子买酒喝了，他酒后还打孩子。村民也说，徐纯合好吃懒做，有点钱就买酒喝。村干部则表示，救助1年2万多，按理能维持一家人开支。事件发生后第2天，死者徐纯合的亲属选出3名代表与警方交涉，观看了案发现场监控视频。徐纯合堂弟表示，家属代表认为警察处置过当，不应该击毙徐纯合，可以选择击伤任何部位，只要不打头、不打心脏，恐怕不会毙命。当事警察李乐斌说：“这是一个封闭的公共场所，如果鸣枪示警，往哪里打会有跳弹的情况，会伤及其他乘客。当时距离只有一米，他挥棍来打我，这时候根本没办法精确瞄准，只朝他所在方向、受力面积大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