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最终消灭宗教向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在前三十年，中国的宗教在政治高压下苟延残喘，宗教组织逐步瓦解，在文革前夕已经失去了它的社会功能，到了文革期间，就连最后的一点宗教功能也完全丧失，与最后灭亡相去不远。在后三十年中，党和政府确实改变了前三十年中的宗教政策，明确提出：要在政治上引导一切宗教组织和宗教信徒，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在宪法、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可以说，这是化敌为友的一种转变。
二.从不允许发展向允许发展转化。
在前三十年，政府虽然通过官办化的“群众组织”，例如：伊协、佛协、基督教三自、天主教爱国会等组织，完全掌握控制了中国的宗教大气候，可以按照党和政府的意图耕云播雨，塑造中国的宗教形象，可是，受最终消灭宗教的马克思理论的制约，还是不允许宗教有所发展，党和政府的如意算盘就是，只要卡住宗教发展的命脉，宗教老信徒前脚一走，没有后来者继承衣钵，宗教也要寿终就寝了。其实，这个如意算盘只能哄骗自己，事实上，宗教作为人类精神发展的一种需要，就注定了要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全过程。不允许宗教发展，就是在说一个笑话，一旦没有了噱头，笑话说不下去了，就只好改变初衷，允许宗教走发展自己的道路。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基督教从七十万人发展到了三千万人，也许还要多一些，就是中国的宗教政策，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有很大区别的一个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