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以后，家里条件就完全不一样了。原先照顾我们生活的工作人员都没有了，我们只能自己买煤、买菜，暖气和热水也都停了，开关就在一个锁着门的操作间里。我哥哥有一次砸开玻璃，把开关打开，一下子家里就暖和了，但工作人员只要一发现，就立马关上。这是一种很无聊的做法，无非就是让你生活上难受。那时候，只要出门，胡同里的孩子就会拿石头砸你、侮辱你、向你吐口水，这都是家常便饭。你会发现非常孤立，没有任何地方能寻求保护，只能忍着，除非你自杀。
到了1967年，我们搬家到了白塔寺附近华嘉胡同的一个小院子里。那时，组织上一个月发给20元生活费，所以也饿不死。后来我们知道，这个钱是从父母的工资里扣除的。秘书们住在正房，妈妈和我们这些孩子挤在西厢房的3间小房里。这时，也有一些人暗中帮助我们。我们不会生炉子，大师傅就把一个烧好的蜂窝煤端来。做饭的时候，发面发不好，不是碱大了，就是发酸了，他就帮我们弄好。这些底层工作人员，都是暗中帮助我们，不能被秘书们看见。秘书们负责看管我们，他们自己也在被审查，对我们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他们也要靠这些来洗刷自己。
1968年初，妈妈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后来兄弟姐妹纷纷离开，有工作的、有插队的。学校通知我去吉林插队，当时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临走的那天晚上我还想，钥匙怎么办呢？其实，担心是多余的，早晨我出门时，我们家一个秘书从外面回来。我们俩打了一个照面，一句话都没说。从此以后几年，我们家在北京就没有立锥之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