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的突然袭击，事先父亲一无所知，会议召开时，他正在云南昆明巡视部队。他到昆明那一天，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上海会议即已开始，父亲却蒙在鼓里，对12月会议的缺席批判，全然不知。10日下午，他突然接到要他返回上海开会的通知。当时会议给父亲列了三大“罪状”：一是反对林彪，封锁林彪，对林彪搞突然袭击；二是反对突出政治；三是向党伸手。
12月会议后，气氛明显有了变化。当时，我们家正修房子，父母住在钓鱼台，孩子们因为就近上学则住在景山附近的招待所。父亲从上海开完会回来，就不能回钓鱼台了，直接住到了新六所，他也不大爱讲话了。我后来才知道父亲遭到隔离审查。
到1966年3月，对父亲的批判升级了。逐渐给父亲一大堆罪名，3月18日，父亲跳楼自杀，把腿摔断了，然后送到北京医院治疗。由于当时党内民主生活极不正常，父亲被隔离审查，申辩无门，倍感屈辱。他不愿背着“反党、反毛主席”的恶名苟活于世，为明心迹，他在夜里从关押自己的三层楼上愤而跳下，准备用自戕的方式以死明志。
那时我上小学六年级。学校组织学生在石景山钢铁厂劳动十天，住在厂里，就在这期间发生了父亲跳楼的事情。我从石景山回到家里，就再也没见到他，我的一支小气枪也不见了。我很喜欢这支枪，回来就找，但是找不到。家里工作人员也不告诉我，只说气枪坏了去修了。我挺郁闷的，但也没多想。现在想想，其实是对家里采取了措施，收缴家里的武器，以防不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