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后半年，政策开始松动，我们就经常回北京。有的人家被允许去监狱探监，我们就一起交流怎么能去探监。那时候我们在北京没房子，回来以后就找朋友借住。生活上靠哥哥姐姐接济一些，还有就是靠偷，画月票、火车票。我们在一起的朋友大都没有革命理想，本能地追求快乐，找点乐子，去谁家听一个好的唱片、听一个手风琴高手的演奏、一起去洗个热水澡、有人请你去喝一瓶酸牛奶，都是很美好的事情。
同时我们开始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要求探望父母，要求在北京安一个家，当然也要求继续发放生活费。我们直接把信写给毛泽东，信封上写“伟大领袖毛主席收”，落款写是“罗瑞卿的子女”，这种寄信的方式有人试过，中央可以收到的。我们也很快得到了回应。一天，来了两个军人，当时我们还挺紧张，可他们态度很和蔼，告诉我“写给毛主席的信收到了”，并给我们在景山后街的大楼里分了两间房子，恢复了每月20元生活费。不久又通知我们“在家等探望父母的通知”，这时候我真觉得生活有点希望了。1973年底到1974年初，爸爸、妈妈相继恢复自由了。那时候住在招待所，一家人终于可以经常见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