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1年进入复旦大学，当时改革开放刚开始，邓小平同志明确表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号召广大青少年向科技进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及出于对爱因斯坦的崇拜，我选择了复旦核物理专业，师从杨福家教授。他是中国杰出的物理学家和原子核专家，当过复旦校长，也是现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玻尔的学生。我读完四年大学又师从谢希德教授，她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后，里根总统对她非常尊敬，也曾经是复旦校长。当时我成为固体物理学中的半导体物理专业的研究生。
1988年我从复旦大学物理系硕士毕业时，正值改革开放10周年，中国发生很大变化，对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充满了无限吸引力。
作为优秀毕业生的我也曾经准备出国，因为那时中国科研水平还比较落后，要进一步做基础研究就要到美国去。谢希德校长帮忙推荐了美国几个学校。同时，那时国内改革开放的环境已经形成了，摆在我面前的抉择是，留学还是投身到改革开放轰轰烈烈的大潮中。
毕业前的一件事，虽说不是完全影响我做出最后的决定，但也就是这样一个触动，让我下定决心留在国内从事实业。我是半导体物理专业的研究生，要接触大量实验设备。其中有一台红宝石激光发生器是从国外进口的，需由该国工程师来现场安装。我当时联系复旦校办安排了一部上海牌轿车和司机专门接送他们。外国工程师安装调试实验设备完毕后，我送他们去虹桥机场回国。结果车在半路熄火了，司机很着急，怎么都发动不起来，需要人力推。我们下车叫了几位小学生帮忙一起推，才发动起来。其实那时这种情况很多，不仅是上海牌，其他国产牌子的汽车也这样。我还记得，因为当时乘坐小轿车算是一件稀罕事，推完就让小学生们上车兜了一圈作为感谢，我们再往机场赶。在机场办理手续的时候，这两个外国工程师聊天，一个说：“那车就是个joke（笑话）。”另外一个说：
1988年我从复旦大学物理系硕士毕业时，正值改革开放10周年，中国发生很大变化，对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充满了无限吸引力。
作为优秀毕业生的我也曾经准备出国，因为那时中国科研水平还比较落后，要进一步做基础研究就要到美国去。谢希德校长帮忙推荐了美国几个学校。同时，那时国内改革开放的环境已经形成了，摆在我面前的抉择是，留学还是投身到改革开放轰轰烈烈的大潮中。
毕业前的一件事，虽说不是完全影响我做出最后的决定，但也就是这样一个触动，让我下定决心留在国内从事实业。我是半导体物理专业的研究生，要接触大量实验设备。其中有一台红宝石激光发生器是从国外进口的，需由该国工程师来现场安装。我当时联系复旦校办安排了一部上海牌轿车和司机专门接送他们。外国工程师安装调试实验设备完毕后，我送他们去虹桥机场回国。结果车在半路熄火了，司机很着急，怎么都发动不起来，需要人力推。我们下车叫了几位小学生帮忙一起推，才发动起来。其实那时这种情况很多，不仅是上海牌，其他国产牌子的汽车也这样。我还记得，因为当时乘坐小轿车算是一件稀罕事，推完就让小学生们上车兜了一圈作为感谢，我们再往机场赶。在机场办理手续的时候，这两个外国工程师聊天，一个说：“那车就是个joke（笑话）。”另外一个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