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使我有出國進行學術交流的機會。上世紀80年代，我先后兩次應邀赴日本高校講學，並參觀了日本多家工廠、報社和名勝古跡。有一次，我想看一看日本公共交通的情況，提出想乘坐一下日本的公共汽車。上車后我注意到前方有兩排用不同顏色標明的老弱孕婦座位空在那裡，后上車的年輕人寧可站著也不去佔用這些空著的特殊座位。同時我還看到居民們很遵守公共秩序，上車和參觀時排隊有序、沒有加塞或強佔現象。這些讓我認識到，隻有高度發展，人們才能夠實現物質精神的雙富足。我參觀日本的幾家現代化工廠，深感隻有科技創新、大力發展生產力，擺脫“左”的束縛，國家的繁榮富強才能夠真正實現。
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中國在經濟、社會、文化、生態、國際影響力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歷史性成就。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社會的各種新矛盾、新問題也以不同形式呈現出來，從而影響了一些人對改革開放40年歷史進程的評價。有些人隻看到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卻看不到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巨大變化﹔有些人隻看到當前中國和發達國家之間依然存在的種種差距，卻忽視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基礎﹔有些人隻大力批評改革開放過程中存在的進展不到位或新產生的各類問題和矛盾，自己卻提不出任何有價值的對策和建議……這些“一邊倒”式的批評，我認為都是不客觀、不全面、不科學的。我對這些觀點都進行了辯析，澄清了理論是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