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氏论人叙事，往往将人、事、学三者合而叙述，看似信手拈来，实则有所构思，那就是对传主行谊与其学术品格内在关联性的重视。如书中提到的高二适，是南京四大书法家之一，尤擅草书，曾受业于章士钊。高氏扬名，主要缘于1965年的“兰亭论辩”。他曾撰写两篇文章与郭沫若论辩，卞孝萱先生对于此事津津乐道，特地指出这次论辩的政治背景，与之前的“《胡笳十八拍》论争”已颇有不同，高二适实事求是的精神，应载入史册，大书特书。卞先生称高二适为“书呆子”，“傻乎乎地”，实际上是对他坚持真理的肯定和赞赏。对于高氏的书法成就，卞先生反而并未多加品评，只说其能“把自己的意思化到字里面”，但同时又说道：“书法不是靠写出来的，还要靠除了书法以外的事，比如学问、气魄等等。”由此可见，在卞先生心目中，学问与品行是有着莫大关联的。卞先生曾参与了前一次的“《胡笳十八拍》论争”，其所撰《蔡琰作品的真伪问题》曾深受学界重视。
等到若干年后的第二次论争，卞先生虽因听从范文澜的劝阻而未能撰文发声，但他终因学者的耿直性格而不肯盲从，故而对高氏之举感同身受。
这种学、行兼顾的讲述方式贯穿于卞先生全部的口述稿中。小者如“诗人丛谈”中“钱冒双雄”一节，讲到钱钟书、冒效鲁二人虽诗学主张、学术观点迥异，但不党同伐异，作意气之争，一生保持纯洁而高贵的交谊，卞先生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又如他饶有兴味地解释师长范文澜的“天圆地方说”“二冷主义”，传颂老一辈学者这种不与世俯仰、壁立千仞而踏实勤勉的人品和学风，都是有为而发，深有现实意义。《口述》一书于范文澜着墨最多，自有其缘故在。所以卞先生在口述中赞扬范氏批判斯大林，而且能深刻理解范氏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讲述隋炀帝、唐太宗故实的良苦用心。相较于范的婞直坚贞，某些学者的大节少亏、心性不定就显得低了个档次。当然，卞先生的本意并非扬此抑彼，但读者在掩卷沉思之时自能把握那条评骘的准绳。卞氏的闲谈碎语并非虚发，知言者自能领悟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