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口述》一书与前贤的同类型撰著是有明显区别的。全书以人为目展开讲述，所涉人物众多，却能做到漫而不散，重点突出。卞孝萱先生晚年已是蜚声文史学界的大家，而其所述侧重师长友朋、乡梓家族，分明有明其渊源、彰其传承的用意。故而对自身学术生涯影响越大的，讲述得越详备。例如“范文澜”部分，体量竟达全书六分之一强。其他所及诸公，也多是述者亲身交往之人。若将之依年代排比，前后大致可以衔接无间，据此能得卞先生生平交游之编年简表。
卞先生将所忆及的旧闻掌故讲述出来，并非如旧人那般“以资谈谑”，他对于所述对象，往往抱有敬仰或赏识的态度。如对于金毓黻的“心病”以及后来的自戕行为、对于柳诒徵厚待蔡尚思，述者的叙述都饱含温情。又如讲到章士钊之母姓刘，母殁之后，章太炎建议他以“无卯”为笔名。“刘（劉）”字去卯则为“钊（釗）”，痛悼之外复含情趣，可见时人精神风貌。这些细碎而有意味之事在书中俯拾皆是，尘封的故事正因以“漫谈”的方式出之，而能显得鲜活丰满。
因事见人与学行并重
《口述》一书较之同类型记述，在具有翔实、鲜活、可读诸特点的同时，隐然有一个框架或体系。简言之，就是以人为目，因事见人，由行及学，学行兼论。他曾协助范文澜撰写《中国通史简编》，又曾为章士钊校订《柳文指要》，与金毓黻结识是因为民国碑传文献的裒辑编订，而与匡亚明的往还则集中于《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撰写和审稿工作。关于这些旧事，该书首次披露了不少外人罕知的细节，如范文澜为卞先生手稿改错字，章士钊向周恩来写信表彰卞先生的校订功劳等。而更重要的是卞先生对诸位师长学术成就的思考与评骘。他认为“新式的人当中，范文澜够资格讲国学”，而评金毓黻虽通“理学、文学、小学、史学”，但“在哪一方面都没有达到最高峰”。同时卞先生赞叹史学家金氏的文学修养，认为现今史学界研究者于此点是缺乏的。这些归纳与对比，读者自可体会、思考。
